但是，1991年《民事诉讼法》对于新的证据的范围和条件均没有予以明确。
{21}因此，未来几年，要以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平等对待所有市场主体为重点，进一步提高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水平。国际竞争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营商环境的竞争，良好的营商环境将逐步成为中国吸引外资新的国际竞争力。
例如，印度的改善程度就略快于中国，其营商环境便利度总体排名，从2013年的第134位上升至2017年的第100位和2018年的第77位，其与中国的位次差也相应从38个缩小到32个和31个。可借鉴国际经验，精准下调相关税费率，切实减轻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税负。（二）中国营商环境发展的弱项和短板 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中国营商环境持续向好，纵向比较已经得到明显改善，但无论从国际比较看，还是自身发展分项比较，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仍然任重道远。这4项指标的排名不仅在中国总体水平排名之前，而且在前28名以内。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办理施工许可证领域的改善幅度很大，但其便利度排名仍然非常靠后，是10项一级指标便利度排名中最靠后的一项。
⑦第一，是开办企业，其便利度排名从2012年的第151位大幅提升至2018年的第28位，改善幅度多达123个位次，其中2017/2018年显著提升了65个位次。（一）中国营商环境建设的成绩 营商环境是指企业在开设、运营、注销等过程中所处的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政府环境等各种外部因素和条件。(六)从以立法为中心到以司法为中心 1978年，包括标志文革结束的七八宪法在内，全国生效的法律仅有八部，社会生活的基本面实际上处于无法可依状态。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法理学在艰难曲折中奋进，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44)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在中国历史上有丰富而成熟的经验，中国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为法治与德治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礼法合一、外法内德的中华法系。法的社会性与法的阶级性不是排斥关系，恰恰相反，法的阶级性只有通过发挥其社会性并实现社会功能才能得到体现，阶级性寓于社会性之中。郭道晖：《论法的本质内容与本质形式》，《法律科学》2006年第3期。
(35)但随着法制建设和法治实践的不断进步，只强调立法已显不足。适应法治中国建设的历史需求，未来法理学的发展必然出现五个面向。
1991年全国人权理论研讨会的召开，预示着人权理论正式登上中国政治和中国法学的舞台。⑥参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主编：《中国法学四十年(1978-2018)》，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争论中有些观点甚至被提升到了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高度。无产阶级争得民主的实质就是争得人权。
⑦参见卢云：《我国现阶段法制建设的主要矛盾和发展规律》，《现代法学》1988年第6期。在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中，权利是目的，义务为目的而设。王志华：《苏联法学家的命运(二)——维辛斯基非同寻常的一生》，《清华法治论衡》2009年第12辑。(53)中国的法治道路，既不能像日本、新加坡、韩国及非洲一些国家那样被其他国家所强加，并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而形成，也不会像欧美两大法系国家那样，要经历漫长时间让其内部演进而自然生成。
(37)中国法理学开始注重从司法实践出发，对法官检察官的法律适用活动给予较多研究，(38)产生了一大批以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司法公开司法权性质司法功能司法规律司法改革等为代表的司法理论和法律解释理论成果，为中央和最高司法机关持续推动20年之久的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指引。(四)从法律本体论到法学方法论 法的本质即哲学意义上的法的本体论问题，内容涉及法的概念、法的作用、法的起源、法的运行、法的消亡等方面，被视为法学的基石性和原点性问题。
依据指导思想、理论主线、研究重点和学科建设成就四个方面的发展变化，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历程可以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二者的关系应是相互转化、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孙国华：《应当区分法制与法治》，《光明日报》1996年4月28日。在法学的百花园中，法理学具有基础和先导地位，法理学的发展代表着中国法学的水平。改革开放40年来，法与德的关系始终是中国法理学关注的重点。中国法理学肩负着既要面向中国也要面向世界的双重使命。(43)参见刘作翔：《法律文化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面向未来，这些经验应当长期坚持。
(19)发现并肯定法的社会性和社会功能，并不意味着否定法的阶级性。注释： ①参见江平：《从幼稚走向成熟和真正繁荣》，《中国法学》1994年第2期。
这一阶段，总体上是在思想解放运动的有力推动下进行的理论突围和学科重构，法理学的研究重点与社会的理论热点遥相呼应。法学界经过不懈努力，最终形成了关于法治理念的共识，这就是奉行宪法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授权不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维护公平正义、尊重和保障人权、良法善治等。
法理学通过继承并扬弃既有学说，实现了理论的延续和一脉相承，在量的日积月累中推动法理学质的提升。(50)2011年，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
源于中国法治实践又服务于中国法治实践，是中国法理学的基本学术品格。(55)所形成的重要共识有：法制现代化的核心是实现人的法律价值观念的现代化、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基础是实现法律制度的现代化和法律实施方式的现代化。报告还提出，要把在2010年前后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阶段性目标。法的价值理论的产生，为法治注入了灵魂，为立法、执法、司法活动提供了价值趋向。
(38)参见舒国滢：《从司法的广场化到司法的剧场化——一个符号学的视角》，《政法论坛》1999年第3期。在这种背景下，法制建设出现立法中心主义乃大势所趋。
(34)参见吴大英、信春鹰：《加强立法预测是法制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法学》1984年第4期。它为立法工作以权利保护为宗旨、司法工作以权利救济为功能、执法工作以权利实现为目的都提供了理论支撑。
(61)这不仅是法理学教育培养目标的变化，更是对法理学提出的新命题。(30)参见马长山：《智能互联网时代的法律变革》，《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
(40)法理学界对国法与党规的关系及如何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也投入了极大研究热情。沈国明：《法治国家及其政治构造》，《法学研究》1998年第1期。法学既然是权利之学，而人权又是权利王冠上的明珠，法学当然就是人权之学。法的概念和本质、权利和义务、民主与法制、人治与法治、法律与政策、法律文化、法律规范、法律关系、法律责任、法律意识，法学研究对象、学科体系、方法论，新中国成立以来法制建设得与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法律思想等法学的基本范畴和重大理论与实践命题，都进入法理学的视野。
(53)参见李林：《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思想的理论逻辑与创新发展》，《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法学界个别学者对社会法有所涉猎，但为数不多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对少数民族习惯的研究上。
(八)从法治理念到法治文化 法治原则是约束法律规范的准则，是法治成立的标准和条件，法学界经过十数次的学术研讨，形成了如下共识：法制统一、主权在民、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司法职权独立、尊重程序、罪刑法定、法律不溯及既往等应是法治的一般原则。(36)参见宋方青：《立法质量的判断标准》，《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年第5期。
判断法律是恶法还是善法，需要法理学界形成共同的关于法的价值观。(十四)从法治体系到法治道路 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法理学界认识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过程，就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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